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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中国本土创投遭遇了史上第一个寒冬。

“当时出现寒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本土VC们的投资没有回报，退出无门，资金全部打了水漂，后续投资无以为继。”时隔近二十年，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守仁向投资界(ID：pedaily2012)回忆这段往事。

当时有多惨?这里有一组数据：全国创投投资案例从 2000 年的 434 起下降至 2002 年的 226 起。期间，深圳一百多家创投机构，死掉了一半，很多创投机构也纷纷转行。

没人想到，一年前才刚刚爆发的本土创投竟然遭遇了“灭顶之灾”。回想在 2001 年的清科年度论坛上，中国创投拓荒者们共聚一堂，热烈展望着创投行业的未来。那时，王守仁、陈友忠等“元老级”人物正活跃在创投圈。

如今， 77 岁的王守仁逐渐淡出创投圈，这位曾经为中国创投行业振臂高呼、奔前走后的古稀老人，现在鲜少露面。而陈友忠，回到了台湾，虽然常年往返两岸，但也只是为了授课交流，已远离了投资一线。

爆发前夜

冒出数百家VC机构，等着大干一票

本土创投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学者赴美进修。在此期间，众多学者留意到美国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化的推进作用，并且尝试将风险投资引入国内。

1985 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提出要发展风险投资，而后国务院相继发布了一些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的政策和规定。然而，出于观念和体制的原因，中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期间，外资机构瞄准了中国创投市场这个好机会。 1991 年底，熊晓鸽以IDG董事长亚洲业务开发助理的身份回国考察中国创投市场。彼时，与熊晓鸽一同前来考察的国外大牌VC表示，中国创投行业机会很好，但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至少要等到 10 年后才能做。

然而，熊晓鸽却选择留在中国，并且向IDG创始人、董事长麦戈文建议，以“低成本、低姿态”迅速进入中国创投市场。彼时，国内很多人还不知道风投是什么。

这当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 1997 年的金秋时节，刘曼红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教书。某次讲座前夜，一位好友致电询问她是否要讲风险投资，并且再三叮嘱，“这个在中国是绝对不能讲的!这叫非法融资，任何在银行体系以外的融资行为都是非法的。湖南刚刚枪毙了一个，你小心点!”原本两个小时的演讲，缩短至 20 分钟，草草收场。

不过，中国创投行业很快就迎来了转折点。 1998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重燃中国创业投资人的希望。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即“一号提案”，推动了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创业板即将推出的利好消息振奋整个创投行业，深圳一夜之间冒出数百家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人们遍地寻找高新科技的影子，好等着创业板的开启，再大干一票。

那是中国本土创投爆发的前夜。

本土创投元年，来了

深圳，意外成为了中国本土创投的先锋阵地。

1999 年，阚治东创立深圳市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深创投)，并且出任总裁;此时，时年 30 岁的刘昼担负重任，即怀揣着 1 亿元人民币的资本金，离开家乡长沙前往深圳创办风险投资公司;同年，即将从清华毕业的倪正东与几位同学一起成立了清科，开始为新兴的创投行业提供各种服务。

2000 年，陈友忠与两位老同事一齐离开新加坡宏碁电脑国际，从PC转战VC;同年，深圳证券律师界的“明星” 郑伟鹤踏入PE界，与黄荔创立了同创伟业;也是在这一年，在大股东电广传媒的支持下，刘昼率领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闯进本土创投圈。

2001 年，本土创投跑步进入“井喷”时期。根据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统计，截至 2001 年年底，深圳有专业性创业投资及相关机构 124 家，其中创投公司有70～ 80 家。

在这一年，深创投在阚治东的掌舵下收获第一个“黄金时期”。阚治东在担任深创投总裁的 2 年时间里，曾设立过一个“三段式”的盈利模式，“终极阶段”就是以管理费收入和利润分红收入作为主要来源。这种模式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本土创投机构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