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a：上网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他们交流。你是第一个真正谈论在线社区的人。我记得在日本的时候，你把我介绍给一个叫ImaHima的公司，让我大吃一惊。它可以帮助你找到可以一起出去玩的人。对吧?

Ito：它也可以帮助人们找工作。这是当时第一个零工经济网站。

Kara：还有一个叫Six Apart。利用它，你可以和任何人联系，很有趣。这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关于即将到来的未来，是Facebook、Tinder以及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先驱。早期，你是一个投资者，对吧?

Ito：早期，我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家，所以我在日本帮助建立了PSI，还做了InfoSeek。当博客出现的时候我开始转向投资，所以我投资了Flickr，后来又投资了Twitter。我最感兴趣的是社交媒体。不幸的是，我错过了YouTube，没能进入Facebook。 21 世纪初，我筹集了一只基金，开始投资硅谷。

Kara：你比大多数投资者都更有想法。

Ito：当时的硅谷也不是很拥挤。所有的提包客都走了，投资者也很少。我们一群人刚开始写博客。那时的谷歌也处在早期，所以博客得到了最好的搜索结果。我记得戒酒一段时间后，我写了一篇博客，上面写着“我戒酒了”，于是当你搜索“戒酒”时，这就是第一个结果。有趣的是，在评论中，人们开始分享他们的东西。我博客的评论部分变成了一个支持那些需要戒酒的人的小组。

Kara：你就像比特币的创始人，不同的是你在投资，你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你在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概念。你当时是怎么看待互联网的?

Ito：我很担心隐私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很乐观的。我记得在 2004 年左右，我们中的一些人刚刚在博客上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称之为新兴民主。所以我们一起写了这篇叫做《新兴民主》的文章。这是在阿拉伯之春之前。我们的想法是，除了主流媒体和民意调查，我们可以在网上进行对话，我们可以直接与政府对话，未来将会有一个公共领域，民主将会改变。我们认为情况会变得更好。在阿拉伯之春开始的一周后，我作为Creative Commons的首席执行官去了突尼斯，庆祝社交媒体的崛起。

Kara：你是如何决定要管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在那之前你在做什么?

Ito：我觉得必须了解这个世界的这一部分。于是我开始四处闲逛，环游世界寻找投资。当他们问我是否感兴趣时，我的回答是：“当然，我有兴趣。”所以我就去了。在参观时，我意识到这与我所认为的学术界是不同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Kara：媒体实验室在你刚加入时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Ito：媒体实验室想要做很多事情，我也帮助他们完成了一些。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它是在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爆炸中产生的，学生和很多教师(不是所有人)都想让媒体实验室变得更具有反思性，能够思考社会后果以及引入社会科学，诸如此类。我们发起了一项太空计划，创建了一个数字货币计划。我们创造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可能更多地把它融入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我认为这也是个性原因，因为Nicholas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所以他让媒体实验室脱离麻省理工学院;而我来自外部，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内部看到了很多很棒的人和资源，所以我一直在推动媒体实验室向麻省理工学院靠拢。

Kara：请简要介绍一下媒体实验室的情况。现在发生了什么?你认为最令人兴奋的是什么?

Ito：媒体实验室的特点是总是尝试做其他人不会做的事情。如果其他人开始这样做，我们就会停止。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确实对可穿戴设备很感兴趣，但现在我们做的越来越少。所以，当我们进行搜索时，我们总是在寻找还没有想过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将要做的真正有趣的事情是那些我们还没有真正想过的事情。

我们正在做整合的解码器和植入物。这些东西不是可穿戴的，而是通过心跳等运行。这些东西就像一个由心脏周围的东西驱动的起搏器，我们有一些人在研究如何给这些东西供电，如何从这些东西中得到信号。很多工作都围绕着人体和电子设备之间的接口展开。

Kara：是让人成为机器人，还是通过机器添加东西来改善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