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陈卫党都毫不怀疑，对渔歌医疗而言，这将是一段被铭记在心的岁月。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截至 3 月 6 日 24 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 8 万，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超过 66 万人，牵涉 14 亿国人的新型冠状肺炎，疫区医疗资源彻底失衡……但对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必须战胜的危难。

不过，写出《黑天鹅》的纳西姆·塔勒布说过，“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 在这场战役里，在喧嚣的混乱与沉默的磨砺中，互联网医疗不仅呈现出爆发式的生长，即便身处其中的渔歌医疗，也似乎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催化剂。

春节前后，渔歌医疗配合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大数据中心主任刘保延，在疫情初期研发出《居家隔离+互联网》无接触医疗兼送药服务管理监管平台，推动形成中医药干预的社会防控“武昌模式”。渔歌医疗分级诊疗，远程医疗平台，经过多次迭代， 二月三号， 基于医疗互联网的“居家管理”和“方舱”先后上线支持湖北武汉，孝感、黄冈、鄂州，内蒙古乌海市，河南新乡高新区、河南郑州经济开发区。

在渔歌医疗创始人陈卫党看来，医疗互联网在疫区的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两个作用：

一是医疗互联网有效的使高端医疗资源下沉。突破了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全国十余个省的三甲级中医院，在每家医院的领导下，成立了远程医疗自愿者团队，共 600 余名医生“随时随地”有组织，有计划的配合疫区内的医疗资源远程提供互联网服务给“居家隔离“和“方舱”。填补了家庭医生在疫情防控中的“缺位”，包括给予社区居民及时的病情咨询、分诊分流、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等;通过远程问诊，实现患者就医行为上的“物理隔绝”;突破了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调动了全国的医疗资源“随时随地”参与疫情防控。

二是在疫区卫健委的互联网+医疗监管，保证医疗数量和质量。

疫情的暴发，不仅让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到了人的健康上，而且在病毒传染的威胁下，公众对于医院交叉感染的风险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意识到一些小病、常见病更应借助于互联网医疗。

可以说，这次疫情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教育课。

陈卫党对创业邦说，“面对疫情，医疗资源短缺，导致患有新冠肺的病人，不能被现有的医疗机构接收入院，无秩序的去各医院就诊，给所有医院带来严重交叉感染的风险。”

他认为，这里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分级诊疗(也就是说有序医疗)和应急灾备。所以疫情过后，国家一定会大力推广分级诊疗。

而在分级诊疗之中，他认为会延伸出很多机会，比如医共体、医疗的数据化、病例的数据化、远程诊疗、健康档案的云端化、特种机器人的研发、特种医护人员的培养等等。

陈卫党相信，经过这一次疫情，国家将加速推动医疗行业的深化改革，互联网也会和医疗行业有更深度的结合。

陈卫党不仅是医疗系统的科班出身，而且在美国互联网行业浸淫多年。

1984 年，陈卫党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在海军总医院心胸外科做医生， 1989 年赴美访学，获得医院管理硕士和电子计算机硕士学位。留居美国期间，先后在Ebay/Paypal、Facebook全美知名互联网企业工作多年。

2013 年 2 月，陈卫党回国创业。

他做过多年医生，昔日同窗几乎遍布各大医院，因此他不但了解医生和病人需求，还了解不同地区的医院文化。

陈卫党认为，“医疗需求低频且分散，高科技医疗供给量少且集中”，导致 “看病难、看病贵”，。病患在大医院扎堆排队看病，人满为患。但更广大的基层乡医却无法起到供需平衡的调节作用，因此，医疗市场急需一个打通供给、数据、服务的中心化服务体系，统一就医路径。就是分级诊疗系统。

而如何捕捉医疗需求，高效组织医疗供给，是需要解决的两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引入互联网这个工具，对传统医疗行业进行改造。当时，互联网医疗领域创业已经如火如荼，有”轻问诊“模式;有从挂号延伸到线下的互联网医院模式;更有大公司投建 “未来医院”，它们侧重的更多是医院内候诊和支付流程，送药的优化。 由此可见，互联网对医疗行业的进攻，始终围绕着“医疗“核心的外围进行。

但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陈卫党认为，“分级诊疗”或许才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