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睿近日在一场垃圾分类沙龙上表示，垃圾分类回收领域迄今未出现四五百亿市值的公司。“谁能够做到所有居民的垃圾都归你收，即使每个只让你赚一分钱，加起来就是巨大无比的生意。”

垃圾站上政策风口

上海已率先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其他城市也在加快步伐，垃圾终于站上了政策风口。

强制垃圾分类政策的出台更多着眼于环境和社会效益。

住建部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被垃圾包围，垃圾堆存占地至少 80 万亩，相当于 2540 个鸟巢的面积。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曾骑一辆摩托车追踪垃圾车，拍摄北京的垃圾填埋场。他拍摄了 400 多座垃圾填埋场，并将垃圾场的位置用小黄点在地图上标注。人们惊讶地发现，垃圾场围成北京的“七环”。

拾荒者一直是城市废品回收的主力，但拾荒者群体数量极不稳定，一旦拾荒者体系崩溃，所有可回收物都进入垃圾填埋场，城市空间将难以承载。

而如果从源头就将垃圾进行分类，剩饭剩菜等厨余垃圾(约等于上海模式下的湿垃圾)可用于制作堆肥;纸板、塑料瓶等可回收物进一步分拣后可运往下游，作为厂家生产原料;有害垃圾采用特殊手段处理;其他垃圾(约等于上海模式下的干垃圾)则在焚烧发电后填埋。如此一来，据估算最终进入填埋场、焚烧厂的垃圾将比在不分类情况下减量50%~70%。

垃圾不分类的情况下，分拣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干垃圾中混杂湿垃圾将影响焚烧发电效率。垃圾残渣填埋在地下，溶解的重金属也会渗进土壤，流入地下水。垃圾分类强制执行，已经刻不容缓。

“垃圾从源头分类目的是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上游分得越好，下游处理就对环境影响更小。”汪剑超对创业邦表示。

当然确保垃圾分类效果需对全过程进行追踪，离不开后端垃圾处理基础设施配套。我们常见这样的情景：垃圾车开来，运输人员把不同分类垃圾箱内的垃圾全往车上一倒——白分了。

还有一种情况会令想做垃圾分类的人泄气。不分类的人将不同类的垃圾混投进垃圾箱，想分类的人去扔垃圾时，他已经无法辨清各垃圾箱的功能了。

市场力量的破局之路

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到来前，政府倡导垃圾分类至少十多年。小区楼下挂着垃圾分类宣传横幅，一排长桌前，大爷大妈排着长队，工作人员正在分发垃圾袋和垃圾分类手册，有时还有毛巾、肥皂等纪念品赠送，这样的场景你一定不陌生。

在汪剑超看来，多年来政府倡导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只是完成参与垃圾分类用户的登记指标，至于登记人员落实行动，始终缺乏监督。而且一个社区内，单门独户做垃圾分类很容易前功尽弃，只有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社区环境才得以扭转。

“不是人们不愿意做垃圾分类，而是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觉得做了没用。如何做好垃圾分类，解决这两点就够了。”汪剑超说。

创业公司入场，他们无一例外都将做好垃圾分类这一正向外部性极强的事当成有利可图的机遇。事实上，废品回收平均毛利可达到70%。

创办奥北环保前，汪剑超曾担任绿色地球执行总裁。绿色地球的做法是给每袋垃圾都贴个“二维码”。二维码包含用户身份信息，能追踪每一名用户分别投放了哪些可回收物，回收成本是多少价格;工作人员对可回收物进一步分拣称重，就将可累计提现的积分返到用户账户中。

如果用户将不可回收垃圾混投进垃圾袋，工作人员就可联系当事人了解事因，这其中包含了环保教育的过程。

绿色地球对公众而言，既环境友好还能产生收益，这一模式为成都两级地方政府看好。绿色地球先后获得锦江区和成都市城管委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订单。

但行政力量未必能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和调整方向。在政府订单指定的社区开展垃圾分类，那些社区参与意愿未必强，真正想做垃圾分类的社区想找绿色地球合作，他们在政府计划之外能投入的人力、资金已捉襟见肘。

离开绿色地球后，汪剑超于 2017 年初创办了奥北环保，尝试“公众+社区+企业”三方合作的模式开展垃圾分类。

奥北环保用户投放可回收物，可直接在账户获得返现。为了防止垃圾混投或垃圾被偷，奥北环保不在小区投放垃圾箱，而是分发可多次循环使用的aobag回收袋。用户支付 10 元可购买一个aobag回收袋，获得一个二维码，扔垃圾时将可回收物装袋，装满后找到最方便的aobag回收点，满袋换空袋，如是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