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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8月10日)，创业黑马上市了，牛文文到深交所去敲钟，我去不了，就写一篇小文，在这里祝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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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有一张照片，侧身举着一本卷起来的杂志，做呐喊的样子。

　　他好像看见了未来，那个东西，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总归会如期而至。我一直在想，任何一种姿态的背后，都有着多重解读，约翰·伯格曾评论说，“与其说人们利用照片成为事实的一部分，不如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借助照片来说服自己。”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文文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企业家》主编，正是有了他和刘东华，这本杂志才成为商业界的一个标杆式的存在，而那也应该是商业开始征服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企业家从边缘地带向核心进发，一开始小心翼翼，继而肆无忌惮，他们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社会进步的话语权，如彼得·德鲁克所描述的，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企业家的时代”。

　　如今看来，那当然是一个错觉。

　　《中国企业家》杂志负责报道那个阶层的生意和生活。刘东华和牛文文那一代中国杂志人，并没有亨利·卢斯创办《时代》和《财富》时的那种精英主义立场，相反，他们对商业抱持了更为现实和同情的态度。中国经济变革的巨大不确定性，让企业家阶层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劳工阶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相反，企业家对体制的突破及因此而衍变的命运，构成了主要的报道内容和冲突核心。

　　事实上，中国所有关注商业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内心有若干道相互冲突的暗流，它们在政府公权力、公众利益、商业崛起、弱势群体诉求等方面折回冲撞，迄今未有平息和澄清的迹象。

　　在十多年前，我一直为《经济观察报》撰写专栏，那张橙色报纸有一个“观察家”周刊，专门刊登商业边缘的、偏人文方向的长文，也可以说是中国商业社会中与“有用”比较遥远的那一部分，而在我的创作和研究中，牛文文在《中国企业家》所组织的很多报道，则成为我的最重要的创作素材。我记得，为文文写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是在2008年，《中国企业家》出一个30年特刊，我受嘱写了一篇关于企业家使命的万字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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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两年，牛文文就出走创业了。

　　他是这一代财经媒体人中，最早独立出来的主编。现在很多人羡慕他，而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传媒人全体无所作为，度过了一个令人沮丧而碌碌无为的、失去的十年。

　　我记得文文跟我说，他要做一本《创业家》时，是暗暗的吃了一惊。说实在的，在当时，我没有把从商者以创业、守业的维度来划分，对风险投资领域的知识也很少。文文长期所浸淫的商业精英人群，似乎离年轻的创业者群体也相当的遥远，事后再一次证明，文文抓到一副年轻的好牌，甚至对于他这样的出身的人而言，是一次“避险性创业”。

　　过去的八年，对文文来说，并不容易。

　　《创业家》的定位很年轻而清晰，但杂志的媒体业态却无疑是老化了，他又用了几年的时间“脱媒”，把原本的一个子产品“黑马营”转型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所有在媒体业界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媒体从业的经历，将在一个人的身上注入一剂依赖型基因，它在本质上，对所谓的互联网草根精神有着相当的排异性，所以，你会发现，近年来以新型媒体业态对传统媒体构成攻击的明星创业项目，如新闻客户端市场的今日头条，或创业传播领域的36氪，都非媒体从业者所创立，他们所具有的颠覆意义是根本性的，或者说是反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伦理的。

　　文文的黑马营，在过去的几年里，对此次“双创热”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数百家创业公司通过黑马营实现了融资，他的创业家教育课程是当今中国同业中最具体系性的。

　　不过他做得最成功的，其实还是媒体和启蒙的工作，创业家和黑马营几乎定义了中国式创业的集训、路演和传播模式，它们有时候更像一场热烈的、无所畏惧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