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10月1日，鄂尔多斯羊绒衫厂正式投产，“长达48米的生产线上，只需一人操作。”2个月后羊绒衫下线，“细度只有13微米，又轻又保暖，关键是洗后不缩水。”

　　羊绒衫一问世，附加值立马上来了，“每斤出口价从18元翻到160，足足提高了近10倍。”当年年底，羊绒纱出口到日本，挣回纯利润100多万!

　　3年后的1983年，王林祥正式担任厂长。此时，他豪情万丈，“办成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羊绒企业!”不过，此话遭到了很多同行的笑话，“狂妄自大!年轻人自不量力!”

　　别说竞争对手，就是厂里的员工也犯嘀咕，“我们有什么呢?要人才没有人才，要技术没有技术。”王林祥却胸有成竹，“白绒山羊光内蒙古就有1000多万头，搞定了内蒙古，羊绒制品就做到世界第一!”

　　他首先重整工序，“根据工作难易程度，重新整理100多个工序，划分各道工序的档次。”之后，王林祥对薪资结构进行了大幅调整，“工资、奖金、福利和产品的质量、产量捆绑，效益工资实行全浮动。”

　　新规一公布，可就炸了窝了!要知道，大锅饭持续了30多年，大家早习惯了干多干少都有工资领的日子。30多个元老找上门来，“老年人哪能和年轻人比，这是要饿死我们啊!”

　　照顾老员工?他们效率低却拿高工资，新规就是一纸空谈。不理会?又会被人戳脊梁骨，认为太不近人情。

　　怎么办?当年6月，王林祥去乌审旗拜访老主任，发现老主任一家生活困难，“妻子常年吃药，5个孩子有3个都在外打工。”那一刻，他有了主意。2个月后，王林祥进一步细化了三条措施。

　　第一，薪资兜底，对年老、困难家庭，工厂提供年工资的40%做补助。

　　第二、推行效益工资制，“所有员工按工作量发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第三、竞争上岗。“谁工种熟练、谁就当负责人，半年一换。”

　　可别小看这三条措施，当年的工作效率立马提高了60%，羊绒制品突破500吨。此后5年，不断刷新创汇记录，到了1986年，鄂尔多斯羊绒厂创汇达到了2500万。

　　不过，仅过了一年时间，包头就涌现出18家羊绒厂，全国更是冒出了300多家。随着羊绒企业的不断增多，市场对原料的争夺愈演愈烈。到了1987年五一，原绒价格从20元一公斤一下子飚升到160元一公斤，一场惨烈的羊绒大战就此爆发。

　　一看利润如此之高，很多采购商就打起了歪主意。他们在收购牧民的羊绒后，往里面加油、杂土，碎石渣，“提高过称重量。”或者干脆直接作假，“填充劣质的兔毛、牛毛、狗毛，1公斤羊绒掺假能掺到90%!”

　　一时间，中国羊绒的信誉跌倒冰点。那一年，全行业亏损将近10个亿，并直接导致内蒙古畜产亏9个亿。王林祥也未能幸免，“鄂尔多斯羊绒厂的出口量下降了50%，利润减少到800万。”到了1988年年底，很多外商干脆拒绝从中国采购原绒。

　　很多员工看到工厂效益下滑，开始辞职，“光1988年国庆，就一次性走掉15个业务骨干。”那段时间，是王林祥从来17年来最痛苦的时刻，比关在牛棚还痛苦!

　　羊绒到底还有没有前途?如何扭转乾坤?他在海拉尔的蒙古包思索了整整2个星期，最后的结论就是“必须在质量上痛下杀手!”

　　第一、变分散采购为集中收购

　　为摆脱中间商，吸引牧民直接销售原料，1988年5月，王林祥一口气砸下300万，建立500平米的收购基地。在基地内，60多间住房供牧民住宿，700平米仓库储存原料，还有130个专业采购员坐镇。

　　到了1989年，收购基地扩大到2000多平米，数量也增加到17个，分布在青山区、金山镇等10个地区，“每年所需70%的原料都来自于基地。”

　　第二、变散户包工为集体生产

　　“以前吃大锅饭的时候，工人没有积极性，如果个体户分梳羊毛不分级，那也一定没有积极性”。于是，1989年初，王林祥决定对现有散户划分等级，“50人大户分梳山羊绒，20人中户分梳绵羊绒，10人以下的小户分梳牛绒、驼绒。”

　　分级的背后是利润返点的不同，“大户最高，中户次之，小户最少”。很多小户张罗着招聘人手，好早日达到中户。短短1年，伊克昭盟就形成了200多个专业集体，私人分梳机多达1万台，甚至出现10万人同时做工的盛况。

　　第三、重塑口碑，打开销路

　　既然羊绒大战让中国羊绒信誉扫地，短时间没出路，王林祥就把目光投向了国内。

　　但是当时，国内老百姓用得最多是毛线衣，没有几个人知道羊绒衫。怎么办?王林祥决定把第一个动作选定为羊绒启蒙!

　　1989年3月，他前往包头，一举砸下200万，开始在电视台介绍羊绒衫，“和毛衣一样暖和，但比毛衣轻、软，而且不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