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随着人工智能的风口而更加火热，但是，具体到大数据采集、分析、流通、交易环节，国内许多未理顺的环节让人不得不生出疑问，人工智能就执行层面而言，在中国还是非常遥远之事。

　　《网络安全法》实施，掀起整治风暴之前，数据交易以一种粗犷、地下方式存在着，有很多不规范之处。数据产生于公安、法院、银行、证券和运营商等等。国内大数据交易中心所交易的数据都是上述机构所产生数据。这次被官方查处一些数据公司，主要问题是私下交易上述数据而没有得到当事人的授权。

　　操作手法并不复杂。一般是数据公司找到数据接口提供方，开通数据接口API服务，可能每条花费两毛钱，转手加一毛售出。据业内人士称，“有些公司一年能赚几十个亿。”

　　一方面，来自于公共服务部门的数据占据主体。这些数据通过一些官方认可、拥有资质的公司，比如国政通进行售卖，属合法合规，如果有人接过数据再加工处理售卖，是否违法解释权规主管部门。

　　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和互联网公司自身拥有的数据，都很好地保护起来，成为公司核心资产，很少流出来。比如招聘网站上面的简历，很难成批收集。

　　这两种原因导致上游数据资源相对匮乏，进而影响到中间交易环节中数据交易中心形同虚设。国内“呼声最大的，雷打得最响”的贵阳大数据交易中心，业务并不活跃。国内其它数据中心，遍布广东、福建、湖北、山东、浙江等地，收费模式不外乎吸收会员收取会员费，或者是靠撮合交易提成佣金，都活得很艰苦。有些数据中心干脆做些培训业务。“真正掌握很多数据的是大公司，像电信运营商、大银行和互联网巨头们，它们之间是很难合作。”龚才春判断，原因是容易在某个领域产生竞争。

　　以美国来说，用于公共事务的数据和个人隐私数据分开。大规模的数据治理起源于20世纪以来的政府信息化管理。比如1929年由胡佛倡导，在美国建立的非电子化犯罪信息记录系统。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建立全国统一的犯罪信息系统，这些数据的用途超出了犯罪记录查询，对劳动力市场甄选工作、福利计划执行都有巨大帮助，从面成为政府治理手段的基石。

　　龚才春认为国内的遗憾在于数据管理远远未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国外有一些大的机构和政府现在会设置一个岗位叫首席隐私官。”首席隐私官会从数据产生的源头，数据流通的各个环节，包括最后数据形成的报告或者是形成的产品，从各个环节把控数据隐私，保障各个环节泄露出去都不会定位到个人，保护个人隐私。做到了这些，“反而加速数据流动”。

　　现实问题是，如果数据没有流畅的通道流通，畸形发展的结果是最终变成信息孤岛。

　　如果有数据的流通，很多行业会发展的更健康。眼下一个实例是直播，经过去年的热火之后，行业萎靡非常快。去年代表性公司映客，已经到了与公关公司合并发展的地步。表面上看，直播走向萎靡，是失宠于资本，真正原因是2015年至今，直播行业限入同质化竞争，未能拿到有效的大数据进行耕细化运作。

　　直播概念兴起，捧红了一部分主播，但是后来跟进者众多，如何进行个性化精细运作就成为关键。以往的客户导流，在经历过最初的大水漫灌之后，“没有大数据支撑，用户没有根据年龄、地域、性别和爱好等区分，就是一个粗犷数据导量。”

　　但是，美国的Facebook和谷歌(微博)并不是这么做的。这两家公司把直播和用户数据匹配，力争让用户接触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作为创业型公司，宁芙科技应对之策是通过一些激励手段吸引C端用户，授权允许宁芙获得数据后进行加工处理。另一方面，宁芙科技将数据挖掘和整理朝汽车行业深耕，想通过数据方面的服务解决汽车厂商的问题。

　　龚才春则认为，从人力资源领域切入大数据非常有价值，一个人的职场数据是其最重要的也最有价值的数据，对于个人征信、金融风控、企业招聘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防止隐私数据泄露，龚才春还购买了若干服务器放在办公室，让隐私数据实现与外网的物理隔离。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网络安全法》第十八条也要求大家促进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但由于“不作为”或不惹事意识，《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后实际上关闭了很多公共数据资源，使真正合法的公共数据资源的获取更困难。龚才春担心经过此轮整肃，大数据有可能会像当年网格计算一样不再成为一个行业主流热点，又或者像O2O一样，火过一阵后，实际上并没有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