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家没有实现，政治家也没有实现，互联网家会实现吗?如果互联网真的像弗里德曼所说的世界是平的，真的像扎克伯格所说的全世界是一个社区的话，那各位你想，我们背后就站着一个老大哥，人类的多样性在哪里，人类对自我追求的冲突性在哪里。

　　我在北京来采访一个企业家(一个80后)，叫庄启超，他当时做一个企业叫去哪儿，我去见他的时候还没有被携程收掉。他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中国的在线旅游行业1万亿的规模，去哪儿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亿，携程可以做到2000亿，我们两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长，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到1万亿?我说如果你们两家占到8000亿，还剩下2000亿给兄弟们分口粥吃吃，世界会怎样呢?

　　第一件事，有一户人家会控制这个行业的定价权。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他会掌握这个行业的定价权。

　　第二件事，全中国很多的票务公司、旅行社去哪里了?会造成一些人的失业。

　　第三件事，那么你这家公司注册在哪里?你统治中国在线旅游当中80%的公司在哪里注册?我在北京、上海、深圳?那么就是你一个城市的一个地方税务局，会统治这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税收。那你说世界是平的吗?

　　20多年来，互联网以革命者的名义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也露出了它的另外一面。比如说它垄断的一面、拒绝开放的一面、攫取利润的一面。所以你看互联网长得并不像天使，它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

　　201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那个时候吴敬琏老师80多岁，我在上海陪他3个多月写了一本《吴敬琏传》，我问他说你是一九五几年大学毕业研究中国经济到今天，你对中国改革是怎么看的。他说我们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手脚被绑住的巨人。你只要拼命拿着你的鲜血，把这个绳子解开来，让这个人手脚能够舒展开来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变化都是对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这批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到达了顶点。因为1998年中国搞了一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1998年以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起来了、中国的外贸行业起来了、中国的产业转型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个要感谢朱镕基)。另外一方面2000年中国加入WTO了。

　　吴老说我们从1978年到2000年花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巨人的绳子都解开来了，现在不但解开来了，我们还加入全球化了，中国的法律即将跟国际的商业法律全部接轨。内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外部又来了一批文明人。中国的改革会自动实现。

　　今天2017年，中国的改革自动实现了吗?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反动。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移民?

　　我最近在写企业史，如果2000年东华兄那时候在办中国企业家，那么多老板在一起，有哪个人会讨论移民的事儿?移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2009年开始的。

　　我到今天已经由一个相信变化地原教旨主义者，慢慢开始变成一个变化的理性主义者。伴随着我个人对变化的改变，我认为其实也是中国这个国家改革发展到了这一步了。当年一切以发展为硬道理、以速度为契机和荣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朋友已经不是那些当年洗脚上田的那些人了，也不是上到田以后，那个田是一马平川，任何法律都可以让你违反的时候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到长安街上去讲，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他就会被抓起来了。而且他拿了这个理念去经商的话，他还是会被抓起来的，还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到今天我对变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变化是有好有坏的。我写完《吴敬琏传》以后，我请吴老写一个题记，吴老写说“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词儿是1994年出现的，到了2010年的时候吴老说要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第一种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

　　我们要摒弃坏的市场经济，我们原来说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就是一次革命的成功了，后来发觉没有成功，因为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有好的互联网、有坏的互联网。吴老说有法制的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所以，变化是有好有坏的。

　　第二，我认为好的变化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咱们都是做企业的，今天要转型升级。我是做服装的一年做50万件服装，突然间今天跟我讲山东有一家企业他们家都定制服装(做C2M)，拿了一张蓝图放在桌上每天开会能行吗?不行的，必须要试错、犯错误，要有人去付出、牺牲。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阶层，我们摇一要有好的处境来获得更多的利润，要改善我们企业的面貌，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个好东西是不会自己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