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医疗所涉人群之广，国内医疗资源目前仍以公立为主等种种原因，互联网医疗的创业者们大多选择基于现有医疗体系，利用互联网手段，进行信息的梳理和整合，降低现有服务的门槛，而监管是这个创业赛道的重要变量。

　　此次尚未落定的《意见》，并非互联网医疗行业遇到的第一份监管文件。

　　2016年2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推出打击“号贩子”的八条措施，其中，“统一号源管理，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利用医院信息系统严格加号管理”，便对原有部分以网络预约挂号为主要模式的移动医疗公司产生了冲击。因为八条措施的出台意味着，对以提供网络预约挂号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移动医疗公司而言，将遭遇服务断供的风险。

　　由于监管措施发生变化，多数开展相关业务的公司选择关闭相关服务，如春雨医生通过技术手段关闭一些医生开设的加号业务;而此前以在线挂号为主要业务的一呼医生，则进行了彻底的业务转型。

　　监管层政策的改变对互联网医疗创业者的影响可见一斑，而在当前阶段，多数互联网医疗创业者，无法脱离现有医疗体系，这导致其面临的变数和风险相对偏高。

　　目前，移动医疗领域的主要模式有慢病管理、医疗O2O、挂号服务、诊后管理、在线问诊以及大数据等。

　　包括预约挂号、在线诊疗、医患在线沟通的在线就医服务是当前移动医疗行业的发展热点。除此之外，为患者与医生提供交流的诊后服务、医疗信息化、医疗智能硬件、慢病管理、医药在线流通、医疗大数据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不同的模式，实质上都是围绕医疗本身利用互联网做信息化的事情，而要实现真正的移动医疗，单纯导流远远不够，移动医疗实现的核心是医疗信息的开放与互通，比如智能硬件数据与患者就医数据结合，进行慢病管理、辅助医生诊断等。

　　更为实际的问题是，移动医疗公司期望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等方式解决看病难问题，根本上仍需仰赖现有医疗体系，尽管监管层已在推动分级诊疗、医生多点执业等措施，但这些尝试进展缓慢，而且政策上的变化也加大了移动医疗行业的不确定性。

　　虽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但医疗行业巨大的市场前景，仍然拥有巨大的诱惑力。

　　颠覆中的机遇与挑战

　　《意见》虽尚未正式下发，监管预期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

　　事实上，从《意见》目前的内容来看，其对互联网医疗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对互联网医院相关整体是利空，但对以医院为核心的移动医疗企业、医药电商、移动端电子病历企业、慢病续方业务的公司、诊后随访的公司以及公立医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利好。

　　因此，监管的落地在引发行业洗牌的同时，同样孕育着新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层一方面在尝试调整和规范对互联网医疗的监管，另一方面，对现有医疗资源的监管也在逐步改变。

　　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新修定的《非法行医罪司法解释》，删除了原“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属于非法行医行为的规定。

　　换言之，医师在注册医疗机构外另辟地方行医的，或者执业医师辞职后、离职后、退休后在任一地方行医的，即使没有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也不能再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医生都是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监管层逐步将医生多点执业推向合法的背景下，此次最高法更新非法行医罪的司法解释，将进一步松绑医生群体。

　　这条消息利好的不仅是医生群体，从患者的角度更意味着医生劳动方式的增加和医疗服务的增量，对整个医疗体系尤其是民营医疗体系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商业机会和操作空间。

　　尽管近年来由莆田系引发的公众事件影响着外界对于民营医疗体系的认知，但事实上，在资本大鳄及互联网力量的多方参与下，非公立医疗体系的面貌正在被重新塑造。

　　监管层面不断释放利好，医疗行业的巨大投资前景，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新技术，都给非公立医疗体系注入了更多可能性。

　　在公立医疗体系被缓慢改变的同时，非公立医疗体系的发展，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作用，也将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