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的空间

初春，厦门岛上的海风已经有了暖意，却没能吹进赵猛的心里。

他骑着自己的外卖电动车在大街上来回奔波，但这一次，他的外卖箱中没有食物。平日里印着“美团外卖”字样的箱子上，贴了一张打眼的贴纸，上面的三行大字格外醒目——“停止接单，抵制美团，疯狂降价”。

那是 2019 年 2 月。春节过后，回到厦门岛内的骑手们发现，每一单外卖的收入在以每周0. 1 元钱左右的降幅被“悄悄”降低。连降几周后，有人受不了了，带头站出来，呼吁其他骑手一起拒绝接单，联合抗议。

一百多名骑手参与了这次抗议，赵猛是其中一位。起初，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们都不接单了，他们没办法，只能给我们涨回去”。

抗议持续了将近一个礼拜。时间一天天过去，赵猛和同伴们的希望逐渐变得渺茫。虽然几乎岛内所有的老骑手都参加了这次抗议，但源源不断的新骑手接替了他们的运力。

赵猛记得，在抗议的第 4 天或是第 5 天，一位“不知道是美团还是承包商的管理层”来到骑手们的抗议现场。他没有带来骑手想象中的安抚或妥协，“你们在外卖箱上贴贴纸是违法的，”来者相当直接，“你们不愿意做可以不做，我们不强求。”

骑手们动摇了。外卖箱上的贴纸陆陆续续被揭下，手机上又响起了叮咚的接单声。月余后，赵猛也回到了自己的电动车旁。

在这起失败的抗议发生前半年，在距离厦门两千多公里的一个甘肃县城中，骑手们有着一次相似的失败经历。

老罗记得那是在美团上市前两个月， 2018 年 7 月 1 日，他们接到了降薪的通知。“我对日期印象很深，因为觉得就是为了上市好看，所以降我们的薪水”。 30 个骑手中，有 25 人参加了抗议，比赵猛他们更直接，骑手们直接写了联名辞职信，交到了站长手中。

公司来了人，在几句简单的安抚过后，对方直言，“你们要干就好好干，不干赶紧走”。

仅仅半天之后，包括老罗在内，大部分人放弃了抗议。“只有两个人真的辞职了，”老罗叹口气，“有什么办法呢，毕竟在这个县城里，降价后的骑手收入，仍然是所有蓝领工作中最高的。”

四年前，在一家服装厂打工的赵猛，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外卖骑手招聘广告轰炸，这让他蠢蠢欲动。

出生于 1994 年的赵猛并不喜欢工厂，那种白天在车间不停歇工作，晚上在宿舍倒头便睡的工作，对他来说，“太死板了”。相对来看，外卖骑手是个好得多的工作——时间自由、能接触人，最重要的是赚得多。

赵猛是无数蓝领青年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数年中，无数蓝领青年从工厂涌向了服务业，而外卖平台则是许多人的主要去向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在 2017 年公布的数据，在 80 后及更为年长的蓝领工人中，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大于服务业;而在 85 后至 95 后蓝领人群中，有更多人选择了从事包括服务员、骑手、快递员在内的新兴服务业。以 95 后为例，选择制造业的比例为47.7%，而从事新兴服务业的则为52.3%。

美团发布的《 2018 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有1/ 3 的骑手在送外卖之前，职业身份为“产业工人”。

据饿了么蜂鸟配送发布《 2018 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外卖小哥的平均年龄大约为 29 岁;很多小镇青年来到大城市做了“外卖小哥”，77%的蜂鸟骑手来自农村。

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成为蓝领青年的职业新去向。《 2018 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发布时，蜂鸟配送注册骑手就已经达到 300 万人。美团 2018 年Q4 财报披露，其外卖骑手已达 270 万，其中日活跃骑手有 60 万。

外卖平台吸引蓝领青年的主要还是薪资。据 2018 年上述报告，蜂鸟配送的调查显示，骑手月收入在4000 元—6000 元，饿了么强调，这个数字高于 2017 年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薪资3813.4 元。而美团的报告称，其56% 的活跃骑手平均收入在6000 元— 8000 元。

美团骑手类App招聘广告

“做外卖骑手，最高月入 13000 元”，在赵猛刚刚成为骑手时，前述广告中的愿景不难实现。他记得，在 2015 年左右， 1 公里的外卖单大约能挣8— 9 块钱，平均下来，每单能赚 10 元到 15 元，“每月一万多的收入是正常的”。

和他一起来厦门的同乡伙伴，起初在咖啡厅做服务员，又在商场做过导购，收入都比不上赵猛。没过多久，伙伴也和赵猛一起加入了众包骑手的行列。

“众包骑手”是外卖骑手制度中的一种，以“众包”为名，自由度最高，骑手可以自主决定一天的接单时间，如果某些订单有位置过偏等不利因素，众包骑手也可拒绝接单。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脱下制服，偷偷穿回自己的衣服，反正鲜少有人前来检查。

在美团，与众包相对的是平台的“专送骑手”。老罗属于这一种。他们归属某个劳务公司，根据不同公司的规定，需定期开会，拥有更加固定的工作时间，有些是总接单时长不少于 8 小时，有些区域则会按早、中、晚时段排班。他们主要负责近距离配送，理论上单量更充沛，但也面临着更加严苛的差评、投诉制度。

赵猛曾拥有过一段相当满意的骑手时光。那时，骑手不多，众包骑手的单量充沛，他能够挑选那些看起来“很肥”的订单，也能拒绝一些需要爬7、 8 楼的老式居民楼订单，每天跑上8、 9 个小时，便能赚到满意的报酬。在餐厅外等餐时，他常常与一同等餐的骑手们打开王者荣耀，“开黑一把”。

可惜好景不长，每单 10 多块的报酬制度在悄悄变化着。

老罗日后回忆起来，意识到单价大约是以每年 1 元左右的降幅“一年一年慢慢降低的”。在 2019 年春节那次调价后，厦门岛内的众包骑手价格调整至1. 5 公里每单4. 5 元，每增加 500 米，多收入 5 毛钱。

在那次声势浩大的骑手抗议失败后，赵猛一度决意放弃 3 年多的骑手生涯。他和同乡伙伴一起去帮展览会打零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七、八百块。但那并非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展会结束后，他们再次陷入时有时无的工作状态，坚持了月余，两人双双回到了骑手的电动车上。

回归之后，赵猛逐渐意识到一个更加艰难的事实：众包骑手的单量越来越少了。

2019 年中，美团推出了“乐跑骑手”项目，骑手仍为众包，但管理向专送看齐：每单收入固定，每周必须在线 48 小时，高峰时期必须在线，每周至少完成 150 单，要求98%的准时率和99%以上的接单率。一旦不符合要求，每单收入会被扣除 1 元左右，惩罚将持续一周。以厦门岛内为例，平时每单固定5. 4 元，惩罚价格降为 4 元。

此后，赵猛与同伴明显感觉到，更多的订单被优先分配给了乐跑骑手。

无奈之下，在 2019 年的最后三个月，赵猛也转成了乐跑骑手，“想着回家过年前，能多挣一点”。

但这样的转变，使他的工作时长延长至 12 小时，接单失去自主选择性之后，收入却与一年前差不多，“每月大约 8000 块”。而他仍在做众包骑手的同伴，以每天工作 12 小时计算，每月收入降至 6000 元左右。

专送骑手老罗的日子也不好过。

抗议降薪失败后，由于他所属的劳务公司承担了“拉新”的任务，大半年前，每个骑手又背上了“每天为美团外卖拓展 3 个新用户”的KPI。

“跑单都跑不过来，我就在一个小县城，上哪里去拉客户?!”老罗狠狠地骂了一句。他试着在广场上拉着大爷、大妈注册了几次，最终还是放弃了，一气之下辞职回家。

他做回了此前的工作——一名网络小说写手，不如骑手收入稳定，不过“也没有其他更好选择，先做着吧，不行过一阵再回去跑外卖”。最近，他听说老公司骑手们又有了新的“KPI”——推销美团外卖会员。

在辞职前，老罗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降薪和额外任务。他和在郑州做专送骑手的大成一样，感到订单的分配越来越密集，也愈加“不合理”了。

22 岁的大成是一名有三年资历的骑手，先后做过饿了么和美团的专送。他记得，刚加入饿了么时，订单以人工分配为主，他所在的承包公司拥有一名站长和一名调度，两人共同负责订单的分发工作。

“调度是从老骑手中选出来的，对区域内的路线特别熟悉，比如哪个小区有电梯、哪个小区电动车骑不进去，这些对送单速度会都会有影响，调度在分配订单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大成回忆说。

派单是个手艺活，站长和调度在电脑面前，快速将跳出的订单进行分配，查看每个骑手的动向，发现问题直接电话联系，熟练起来，一人一天能调度超过 1200 个订单。

那大约是在2016、 2017 年，大成回忆说，他总觉得当时送单的时限没有现在那么紧张，很少出现不合理的派单。

老罗和大成有着类似感受。那时他比较闲，有一次送单时，顾客在订单备注中写道，“外卖小哥能不能给画个小猪佩奇”。他哭笑不得，随手找了张纸，用红笔画下了这个动画角色，并在旁边调侃地写道：你是不是傻。

老罗画的小猪佩奇 受访者供图

不过，大成私下与同站的几名同事聊天，已经发现了订单调度的变化趋势，“我们觉得可能会有智能调度来代替人工调度”。

几个月后，他从饿了么跳槽到美团工作，发现智能调度已经开始普及了。

2017 年中，美团上线了智能调度系统“超级大脑”，同一时期，饿了么也开始使用智能调度系统“方舟”。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智能调度带来的效率提升是显著的。据美团与饿了么的官方数据，系统上线后，两者的单均配送时长分别降至 28 分钟以内、 28 分 36 秒。美团称，“超级大脑”将配送人员的日均单量提升了46%。

美团招股书显示，在 2017 年，美团专职外卖骑手日均单量为 26 单;而在 2019 年，依照第三季度日均订单量为 2684 万单，活跃骑手数在 50 万— 60 万人之间计算，骑手的人均单量增加至 44 单— 53 单。

这些枯燥的数据，对应到大成和老罗等专职骑手的现实生活中，就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忙了。

对于众包骑手，智能调度带来的影响不大，毕竟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接单与否。但一个悖论是，随着乐跑等“专职众包骑手”的出现，众包骑手的单量难以维系理想的收入。许多人与赵猛一样，不得不转为乐跑骑手，于是，他们也变得更忙了。

“智能调度是一个趋势，”大成承认，“但系统现在的智能程度，真的没办法代替人工。”他举例说，同样在午高峰时期，为 30 层的居民楼和写字楼送餐，前者上楼一趟只需7、 8 分钟，而后者由于午餐时白领人群密集进出，等候电梯时间过长，有时甚至需要 30 分钟才能送达，“但系统只看距离，不会考虑到这些。”

他和老罗都能指出智能调度目前存在的种种缺陷，例如，它无法判断路况、无法识别楼层高低、无法判断商家出餐时间等等。

老罗展示了一份订单，包括毛血旺、炝锅鱼、铁板腰花等 9 种菜品，“商家可能半个小时都做不完，但系统要你 37 分钟内送到”。

接到系统分配的订单之后，骑手能够调整的空间很小，只有在商家出餐超时等少数情况发生时，骑手才能要求站长或调度去“调单”，给予延时或进行其它操作。

通常这还要看站长的心情。“如果刚巧和站长关系不好，或者站长太忙了，就不会给你调，超时和差评都只能自己想办法。”

有一次，大成在送达外卖后，由于电梯中的网络卡顿，他无法及时点击“送达”，超时 1 秒钟，罚款被自动扣除。